2015年起，他指使下属采取虚构工程项目的方式，伪造工程合同及验收报告，并令人冒用他人身份先后注册成立了两家“皮包”公司，专门用于虚开建筑类发票，总共套取财政和扶贫发展专项资金518万余元，其中扶贫资金90余万元。在套取资金的同时，他还以乡财政资金困难为由，13次从乡代理办违规挪用村级集体资金和村民互助资金435.2万元，其中最多一次，挪用资金高达80万元。

针对中央巡视组在“回头看”中所指出的问题，陕西省委于2017年8月26日发布整改情况通报称，“着力整改矿产资源领域腐败存量未见底问题，省纪委部署开展矿产资源领域、国有企业增资扩股方面问题线索专项清理核查，进行资源系统专项审计。”

《三部门统一信披规则 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》大部分分析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，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地方的调控政策更加合理化，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松绑”。杨红旭还指出，与热点城市相比，限售应是弱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主流调控政策。